清初古书画“北移”现象之辨(3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吴其贞的感慨绝非就此一事而发,应是经他长期观察之后的切身感受。其《书画记》记录了他从崇祯八年(1635)至康熙十六年(1677)在徽州和苏州一带从
吴其贞的感慨绝非就此一事而发,应是经他长期观察之后的切身感受。其《书画记》记录了他从崇祯八年(1635)至康熙十六年(1677)在徽州和苏州一带从事书画买卖生涯中所经见的书画。在他乘船行进的时间里,能颇为频繁地从收藏家和书画商人处见到许多古代书画,其中不乏剧迹。以吴其贞在顺治十三年(1656)四月的一次商旅为例。此次,吴其贞从扬州到泰兴,共有四次记录,所见多为唐宋书画珍品:四月二日,在扬州江孟明家见到一卷欧阳修两帖合装,一为《本纪帖》,一为《脱错帖》?;十日,在扬州陈以谓舟中见到王羲之《袁生帖》、怀素小草《千字文》、米芾《梅花诗赞》、薛道祖二帖,以及宋元小画册二本含四十八幅?;十五日,在丹阳张范我家见到江贯道《万壑千岩图》,并在张范我家从潘雨若手中购得宋人《罗汉图》绢画二幅?;二十五日,在泰兴拜访季寓庸,得见黄庭坚《刘宾客诗》、蔡襄《送徐公衍帖》、王献之《舍内帖》、怀素《自叙帖》、钟繇《季直表》墨迹、唐希雅《雪禽图》、黄筌《寒菊幽禽图》?。类似的行程在《书画记》中颇为常见。春江水暖鸭先知,像吴其贞这样阅历丰富的书画商人,最先感受到古书画“北移”的动向本不足为奇。
二、“北移”之考辨
“北移”之后的书画去向何处?是我们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,但似乎也是目前被关注“北移”现象的学者忽略掉的一个问题。这批藏品中的一部分几经流转后出现在了京城。如前文所提及的吴其贞于顺治十三年(1656)四月十日见到的王羲之《袁生帖》,后被高士奇收藏,并作为开篇第一件被录入他的《江村书画录》;二十五日见到的怀素《自叙帖》,据吴其贞所言,“向藏项墨林家,为法书墨迹第一卷。程季白以千金得之,寻归姚汉臣”?。此卷后被商贾携至京师,被徐乾学收藏。康熙三十二年(1693)夏天,高士奇从徐乾学处借得怀素《自叙帖》,留于几前达数月之久。据高士奇题跋可知,有人持怀素《自叙帖》至京,徐花去馔银五百两购得?。再如,顾复提及的《平复帖》北去之后,辗转流入梁清标之手,据安岐《墨缘汇观》云:“此卷余得见于真定梁氏。”?
若进一步追问新一轮藏家的地域属性即可发现,由南向北移动的藏品只是表象而已。康熙朝以富有收藏而知名者如高士奇、王鸿绪、徐乾学等人,虽在京师发迹,其藏品也有相当比例系从京师购入,但他们本人却是身居北地的江南人,高士奇来自钱塘,王鸿绪来自松江,徐乾学来自昆山。再如,同样颇富鉴藏盛名的宋荦和卞永誉,虽为北人,但其宦游之迹却主要在南方,宋荦任职江苏,卞永誉任职闽中。鉴藏家有随身携带藏品的习惯,高士奇就曾自称“生平所藏书画来去皆以自随”?。于是,藏品便随着鉴藏家在南北之间的迁移而流动,这让我们很难轻易断定这批从项元汴、季寓庸等南方藏家流出,再经王际之、吴其贞等书画商人之手流入京城的古代书画,此后的归宿究竟是南方还是北方,若仅以“北移”一词来概括这一现象则过于简单和偏颇。
以高士奇为例来印证这一论点应颇为恰当。据高士奇诗集等文献来看,尽管他早年受家庭等方面的影响对鉴藏古书画存有一定的兴趣?,但他未入直南书房之前(康熙十六年,1677)的藏品应非常有限?。入直南书房后短短十多年间,他一跃而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。至康熙三十二年(1693),高士奇撰写的《江村销夏录》收录书画共210件,是他剔除自己曾在内府所见书画之后亲经品第的古代书画珍品。如此规模,在历代书画鉴藏类著述中毫不逊色。传为经高士奇手定的《江村书画目》共罗列真真假假书画共518件,这很可能接近了高士奇个人的收藏规模,只是其中赝品和价值不高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例。可参考的是,陆蓓容据《授研斋鉴藏录》等文献,推算宋荦的收藏规模应不少于393件?。从高士奇藏品的来源看,有藏于江南项氏、季氏家族者,如王羲之《袁生帖》、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,也有北方藏家如孙承泽殁后购自其子孙者,如“赵子固落水本”《定武兰亭》,还有曾藏于地域属性与自己相同的鉴藏家如徐乾学等人者,如传为王献之所书《保姆志》。尽管借古书画向北移动的时机,高士奇迅速在京城积累并形成了自己的收藏规模,一跃而成为当时重要的收藏家之一,但其退居之后,又将藏品携往位于江南的平湖,并在平湖继续其鉴藏活动,撰成《江村销夏录》一书。因而,用“北移”一词来概括以高士奇为代表的收藏家藏品的地域性变化显然不妥。
文章来源:《南方论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nflkzz.cn/qikandaodu/2020/1027/41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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